中國距離世界有多遠?
7971公裏。這是北京距離瑞士小鎮達沃斯的飛行距離。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舉辦地,一個用思想征服世界的小鎮,如今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個符號、一個隱喻。
自中國打開國門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與達沃斯便建立起了某種聯係。早在197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就向中國發出了“熱情的邀請”。此後這根線一直沒有斷過,80、90niandai,zhongguoqiyelianhehuizengzuzhiyixiezhimingdeguoyouqiyelaozongcanjiadawosiluntan,zhongguozhengfuyeshucizaidawosiluntanshangfachuzijideshengyin。danshidawosiyuzhongguoshangjie,haishiruojiruoli。qijinweizhi,youxinqianwangdawosilingtingshijiexintiaoyumaibodezhongguoqiyejia、能夠被達沃斯邀請前往的中國企業家,其實仍然屈指可數。2007年,達沃斯參會人員總計2000多人,而與會的中國人不超過50個。當那幾個中國商界的“達沃斯人”,如馬雲、田溯寧、潘石屹等興奮地在自己博客、在zai各ge種zhong論lun壇tan裏li談tan論lun著zhe那na個ge雪xue國guo小xiao城cheng給gei予yu他ta們men的de腦nao力li激ji蕩dang時shi,可ke能neng相xiang當dang一yi部bu分fen聽ting眾zhong,如ru讀du者zhe您nin,並bing不bu以yi為wei然ran。畢bi竟jing,天tian天tian發fa生sheng在zai中zhong國guo這zhe片pian熱re土tu上shang的de事shi兒er比bi遙yao遠yuan冰bing冷leng雪xue城cheng裏li那na些xie高gao遠yuan虛xu空kong話hua題ti看kan上shang去qu更geng加jia令ling人ren興xing奮fen。
但是你可能錯了。世界在一個坎上,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講: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行駛了200年後結束了。而社會批評家傑裏米·裏夫金則認為,“美國夢”正緩慢死亡,新“歐洲夢”正在形成。但他們都沒有勇氣指出,“中國夢”的輪廓將自東方呈現、日趨清晰。那一小撥年年去達沃斯觸摸全球化神經的中國人,正是追尋“中國夢”的前鋒。達沃斯與西方需要把目光投向中國,以求汲取全球化巨變下的靈感和引導;同樣,中國必須躋身到這樣一個全球化俱樂部裏,跳上舞台告訴世界,“我在這裏”,甚至參與到趨勢的掀動、規則的製訂中去。
在本期封麵中,《中國企業家》采訪數十位跟達沃斯有過直接關係的人,他們有經濟學家,有商業領袖,有所謂的“達沃斯人”(Davos man),也有反對達沃斯的人。通過圍繞著達沃斯展開的種種衝突、疑問、交鋒,展現中國企業乃至中國力量融入全球化的一個個“蝴蝶效應”。
這30年來,達沃斯與中國的錯失與誤解是相互的。自1981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就落地中國,令人遺憾的是,達沃斯論壇連續26年在中國聯合舉辦的“中國企業高峰會”聲譽平平。而《財富》全球論壇、《福布斯》論壇這些後來者反倒在中國名聲鵲起。2007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新領軍者年會”在中國大連召開。達沃斯在重啟中國戰略嗎?“中國夢”能否通過達沃斯找到通往世界的出口?無論如何,兩者的擁抱應該是長久的。
剛剛被中國企業家“發現”的達沃斯論壇,已經令全球各界領袖激動了多年。由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於1971年創立的世界經濟論壇,每年1月在瑞士滑雪聖地達沃斯(因此更多被稱作達沃斯論壇)召集政界、商界、學界和媒體界,從“為全球公眾利益而奮鬥”出發,對全球、區域和行業議題展開討論。
在西方,收到達沃斯的邀請函是一種榮耀,代表著你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千人之一。而達沃斯也因為擁有全球1000強企業的會員社區,而固化了它不可取代的第一經濟論壇的地位,被稱作“民間聯合國”、“頂級CEO俱樂部”。
但是,在西方世界呼風喚雨的達沃斯,在中國的拓展與影響並不盡如人意。就中國市場而言,達沃斯的會員企業僅有20duojia,dawosisuoyinfadezhenhanyutaolunyebuguoshizaiyigexiaoquanzili。zheyuzhongguojingjizuoweiquanqiuzuirehuatidexianxiangxingchengleduibiqiangliedefancha,yerangrenyiwencongsheng——達沃斯為何沒能深深地抓住中國?
中國“達沃斯人”的激動與迷茫
“交通不便,一路輾轉16個小時,去時想著以後再也不去了。”2001年,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初次到達沃斯的路上則是滿腹抱怨,但是,在達沃斯論壇上他被迷住了,接連去了六次。“達沃斯是一個說狂話、空話的地方,總是能夠給我方向感。”
“達沃斯是思想彙集的地方,是思想的假日、思想的節日,是啟發心靈的地方。隻要你有想法,交流起來就能獲得認可。”中國寬帶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寧1997年第一次參加達沃斯,達沃斯甚至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田加入網通前就受論壇上電信業“放鬆管製”話題的啟發,田現在主做的寬帶產業基金則是發軔於2005年論壇上的“數字生態係統”。
“達沃斯論壇是有影響力的企業、有影響力的人發揮其獨特的影響力來影響世界的舞台。已經過去半年了,達沃斯引起的震撼在我的心中一直沒有停止。”2007年首次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中國移 動總裁王建宙,在一篇文章中吐露心聲。
“達沃斯是形成全球共同價值觀的地方。”在2007年對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辦的對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的歡迎晚宴上,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社長劉東華這樣總結。
中央電視台“贏在中國”總製片人王利芬在第一次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描述了那個被稱為“有一種失重感”的瞬間,“2005年1月,我第一次去達沃斯。在主會場的一個並不大的咖啡區,我看到索羅斯與人交談,邁克爾·戴爾抱著他的筆記本電腦匆匆上樓,美國參議員Mc Cain坐在沙發與別人聊天,管理學家哈佛教授邁克爾.波特正在電腦上查閱他的日程,Google的CEO施密特在與《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龐帝交頭接耳,遠處一群保安和媒體記者簇擁著英國首相布萊爾向主會場走去,還有數不清的全球500強CEO穿梭其間。”
在調查中,“趨勢”是中國企業家們提及最多的一個關鍵詞。馬雲稱他在達沃斯找到了很多“趨勢性”的理念。“‘全球化’、‘企業公民’、‘環保創新’,這些概念基本都是在達沃斯首先提出的,3年-5年之後中國才開始討論。”更為關鍵的,這種趨勢也帶來方向感。“2001年互聯網大勢不好,該往哪裏去?當時聽到克林頓有關美國‘9·11’之後應該往哪裏走的演講,他講到了使命感驅動,我茅塞頓開。”而阿裏巴巴的“誠信通”則是馬雲在達沃斯上受窮人銀行家尤努斯的啟發。
“氛圍”則是另一個被較多提及的詞彙。在田溯寧看來,“全球化、互聯網,替代不了人與人之間麵對麵的交流。達沃斯有其他論壇上很少有的氣氛:每個人都在走動、每個人都在交流、每個人都想見別人或者是被別人見,讓所有的溝通變得更加有效。”而馬雲則認為,“在達沃斯沒有人會覺得你在說大話、空話,6年前尤努斯還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全球最富有的人麵前說‘窮人比富人更有信用’,並沒有人把他當作瘋子、狂人。”
中國企業家參與達沃斯論壇,中國企業聯合會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陳英回顧道,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企聯組織中國企業家參加達沃斯,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董事長田源、中遠集團總裁魏家福等都是早期的參與者,企業家們的統一的反應是“信息量大、層次高、討論的問題比較超前,能給出方向感,看出世界未來的發展趨勢。”
但是,這些“達沃斯人”的震撼,卻並沒有在中國產生廣泛性的影響。中國1979年就開始派團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人在達沃斯論壇一直少之又少。2007年,在達沃斯出現的中國人不超過50個,而參會人員總計2000多人。在論壇設定的228個議題當中,中國人參加主要討論的則不到30個。雖然中國話題在達沃斯逐年升溫,但改變不了“去了的還去,不去的還不去”的境況。
數十年來,達沃斯上的“中國概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從早期的政治力量為主,到後來的企業家力量的加入。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早在1992年就參加達沃斯論壇,見證了這種變化。在他看來,1992年是一個轉折點,“達沃斯請李鵬總理去,是有一定膽量和壓力的,當時的論調是中國要垮。”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達沃斯論壇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的主旨演說,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及堅定決心。1998年是另外一個轉折點,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對中國充滿了疑問,李嵐清副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作了《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的講話。“1992年、1998年的達沃斯論壇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甚至對國外的大規模投資起了決定性作用。”吳建民說。
在芮成鋼看來,達沃斯最顯著的變化是“zuizaodajiabazhongguodangzuoguaiwulaikan,dangzuoyigeteshudeguojialaikan。huerzhongguobengkuilun,huerzhongguoweixielun,bushihaodebuzhengchang,jiushihuaidebuzhengchang。jinniankaishi,dajiaduizhongguodetaolunbuzaishizhexieneirong,ershibazhongguozhenzhengdangchengyigezhengchangdeguojialaikan。”
“中國的地位和聲音我覺得還是不夠。”2007年3月10日,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辦的達沃斯歸來分享沙龍上,前UT斯(si)達(da)康(kang)中(zhong)國(guo)總(zong)裁(cai)吳(wu)鷹(ying)如(ru)此(ci)表(biao)示(shi)。讓(rang)吳(wu)鷹(ying)印(yin)象(xiang)深(shen)刻(ke)的(de)是(shi)一(yi)件(jian)事(shi)件(jian),在(zai)一(yi)次(ci)電(dian)信(xin)行(xing)業(ye)會(hui)議(yi)的(de)上(shang),有(you)十(shi)幾(ji)個(ge)電(dian)信(xin)行(xing)業(ye)的(de)領(ling)軍(jun)人(ren)物(wu)參(can)加(jia),其(qi)中(zhong)也(ye)有(you)中(zhong)移(yi)動(dong)總(zong)裁(cai)王(wang)建(jian)宙(zhou),“王建宙來晚了,我特地跟身為主持人的摩托羅拉總裁愛德華·詹德說:中國移動的老板來了。但他並不重視。”
並非去過達沃斯的每個人都在達沃斯感受到了興奮。正略均策管理谘詢公司董事長趙民表示,他去過達沃斯四五次之後就不想再去了,“沒什麼意思,貧困、環保、全球變暖,第一次聽覺得挺有意思,第二次還能接受,第三次聽完以後就覺得煩了。”在他看來,更多的中國企業家關心的還是企業的發展、運營等實際問題,更虛、更空、更高的問題,沒有辦法在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心中引發共鳴。
“英語短板”這個技術性的問題反複被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副總監張勵、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中央電視台英語主播芮成鋼、原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潘承烈提及。“在達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討論的形式進行,不僅僅要會英語,還要能夠用英語探討行業、專業問題。這成了多數中國企業家邁不過去的一道門檻。”
這對同樣是新興市場熱點國家的印度為何在達沃斯表現活躍給出了理由。英語基礎好、民族性格開放讓印度企業家在達沃斯大大搶了中國的風頭。
並(bing)不(bu)是(shi)所(suo)有(you)的(de)人(ren)都(dou)認(ren)為(wei)英(ying)語(yu)是(shi)中(zhong)國(guo)企(qi)業(ye)家(jia)在(zai)達(da)沃(wo)斯(si)群(qun)體(ti)失(shi)語(yu)的(de)重(zhong)要(yao)原(yuan)因(yin)。在(zai)田(tian)溯(su)寧(ning)看(kan)來(lai),中(zhong)國(guo)企(qi)業(ye)家(jia)與(yu)達(da)沃(wo)斯(si)之(zhi)間(jian)的(de)主(zhu)要(yao)障(zhang)礙(ai)是(shi)畏(wei)懼(ju)心(xin)理(li)。“中國已經在全球化中有這麼重要的位置,就應該把自己當成主人。別人不理你,你就主動說話,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達沃斯,中國力量一直是缺乏組織。印度在達沃斯組織了“印度之夜”,耗資300萬美元,邀請達沃斯與會者一起狂歡,將印度推銷給世界。這讓不少中國企業家感覺很受刺激,甚至有中國企業家提議在達沃斯舉辦“中國之夜”。而連續7年參加達沃斯論壇的芮成鋼建議:“中國企業家一定要帶著問題和具體的目標去達沃斯,否則可能就隻是看了個熱鬧。”
達沃斯運作之謎
每年夏天,大馬哈魚都會排除萬難,回遊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時候,有一群全球頂尖人士都要經過10-20個小時不等的舟船顛簸,輾轉到瑞士一個雪山下的小鎮,住在擁擠窄小的房間裏麵,度過充滿高密度談話、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學院31歲的教授克勞斯·施瓦布向歐洲企業界倡議,為應對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業家和學者參加了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前身)。此後,施瓦布逐步將美國和其他發達、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力量攏至達沃斯。每年年會都有近百個國家的政要、企業家、經濟學家、科學家、演藝明星和新聞記者等約2000人聚集達沃斯小鎮,研究和探討當今世界經濟的現狀和前景,尋求應對世界所麵臨的重大挑戰的辦法。
從0到世界頂級,達沃斯論壇也經曆了幾個轉折點。一個轉折點是逆勢引入“中國概念”,自1979年以來,中國應邀派代表團參加達沃斯論壇,並有政府領導參與。另一轉折點是2002年,“9·11”事件之後,達沃斯又一次逆勢把論壇移往紐約。2007年在中國大連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則被稱為是新的轉折點。
“shiwabuzuichudexiangfashirangouzhouheyingmeiqiyejiajuzaiyiqi,youyigejiaoliudejihui。suizheluntandechengshu,shiwabudexiangfayezhubuchengshu。tarenwei,meiyoujingjifazhanjiumeiyoushehuidejinbu;meiyoushehuidejinbu,jingjifazhanyeshibukechixude。shehuidejinbu,bixuyaokaoqiyehezhengfulianheqilai,suoyitayizhizaituichongqiyeyuzhengfuzhijiandehezuohuobanguanxi,gongtongtiaozhanrenleimianlindeyanjunwenti。”一位世界經濟論壇員工告訴記者,在達沃斯內部,大家把施瓦布視作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相比,世界經濟論壇的最大區別是非盈利性。”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成長型公司中國負責人於江向記者強調,“我們沒有競爭對手。”
達沃斯論壇的商業模式是,通過收取會員費、論壇戰略夥伴和議題合作夥伴的合作費以及年會、diquxinghuiyihefenghuidehuifeilaiweichiluntanyunzhuan。kouchumeinianyunyingsuoxuchengbenzhiwai,yourenheyingyu,jianghuizaicitouzi,huozheshijianlixindejihuahuoxiangmu,huozheshijiyoudexiangmu。duidawosieryan,huiyuanhehezuohuobangongsishiqihexindongli。shijiejingjiluntanbeijingdaibiaochushouxidaibiaojiangruijie(Jeremy Jurgens)稱,論壇會從三個方麵給CEO會員帶來啟發:首先是宏觀趨勢與形勢的判斷;其次是商業層次上的交流;第三給CEO們提供商業之外的靈感啟發,比如,論壇會請天文學家、藝術家等跟CEO們進行頭腦風暴。
最近幾年來,世界經濟論壇總收入一直處在穩步上升中,2001年總收入為7220萬瑞士法郎(1美元等於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國彙市收盤價),2002年總收入為6645萬瑞士法郎,2003年為7406萬瑞士法郎,2004年為8334萬瑞士法郎,2005年則達到1.04億瑞士法郎。與此相對應的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員工有300多名,來自五十多個國家。
有人評價,達沃斯論壇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斷提升的影響力。
對於達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過“非盈利但是很賺錢”的評論。趙民則認為,“雖然世界經濟論壇不盈利,但是與其相關的媒體、投資機構都非常賺錢。”
達沃斯在規模和規格上能夠遠遠超越其他國際經濟論壇,除了非盈利帶來的“公正”效應,時間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芮成鋼分析道,“世界上隻需要一個高端經濟論壇就夠了,誰最先做出來,就最有競爭力。”
除了年會之外,世界經濟論壇還有區域峰會、會員內部交流、全球競爭力報告等機構報告。如果說一個論壇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影響力,世界經濟論壇擁有的1010家會員(大多是世界1000強企業)則保證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競爭對手甩在身後。
他們到底為什麼樂此不疲?《商業周刊》給出的答案是,“因為達沃斯有讓他們快樂的承諾。事實是,金錢和權力並不必然使人快樂。社區是快樂的強有力的製造者,這使得CEO們又一次回來。”
“我們是在運營一個社區。”毫無疑問,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響力的社區。圍繞這一社區,有戰略合作夥伴、行業合作夥伴、區域合作夥伴、會議合作夥伴等,分別提供場地、車輛、餐飲、電子設備等的讚助,和一般的商業讚助不同,這些合作夥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現在論壇上。於江認為,“這就是社區的精神,把論壇當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無償的。如若不然,大企業和小企業永遠無法平等對話了。”
在大眾層麵,《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的品牌影響要遠遠超過達沃斯,但這並不會讓世界經濟論壇有任何不安。“我們目標客戶很明確,就是政府部級以上領導和大型企業的CEO和董事長。我們隻在精英層麵上推廣,大眾層麵的主動推廣根本沒有,也沒有用,做了或許反而會損害品牌。”
在議題設置上,達沃斯年會試圖尋求一種平衡:政治和商業各占50%。達da沃wo斯si論lun壇tan的de員yuan工gong會hui不bu定ding期qi的de到dao會hui員yuan企qi業ye去qu,了le解jie企qi業ye在zai發fa展zhan中zhong遇yu到dao的de問wen題ti,對dui什shen麼me話hua題ti感gan興xing趣qu。另ling外wai,論lun壇tan會hui通tong過guo世shi界jie各ge地di的de專zhuan家jia溝gou通tong交jiao流liu,了le解jie最zui新xin的de研yan究jiu運yun用yong到dao商shang業ye領ling域yu會hui帶dai來lai哪na些xie變bian革ge。
達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聲討。每年達沃斯論壇舉辦其間,蘇黎世都有反全球化遊行。馬雲第一次去達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機槍。“大廳裏的企業家在台上談希望全球化為人類做出貢獻,門外則對這些企業家破口大罵。”馬雲一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中這樣寫到。
《金融時報》則有專欄文章對達沃斯批評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討論常常退化成為陳詞濫調。坐在大廳後麵花上幾個小時聽人們講‘經營全球風險的有效領導’——本年度達沃斯主題之一——你會睡著的。”
在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看來,達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麵,該機構創造了一個機會讓世界各國的政府、經濟和輿論界開展溝通的平台。另一方麵,該機構又充當了一個傳教士,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規則通過更委婉的渠道灌輸給其它國家的精英階層,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乃至認同、膜拜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規則,而這些規則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論壇主席施瓦布是達沃斯論壇的真正推手,絕大多數與施瓦布有過接觸的人都把他稱作“有遠見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現出對新興經濟體、新興產業和新興企業的關注。“我們認識到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一是經濟力量由
大西洋(22.11,0.12,0.55%)向太平洋轉移;二是地緣政治力量由西方向東方轉移;三是決定權由企業向終端消費者轉移。”施瓦布在一次公開演講時如是說,達沃斯的戰略重點也開始轉移。
中國正成為施瓦布的未來重點,對於達沃斯的中國圖謀,梅新育直言道,“作為一個社會機構,達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除了傳統的權力中心之外,還必須在崛起中的權力中心加強影響力;否(fou)則(ze),隨(sui)著(zhe)老(lao)權(quan)力(li)中(zhong)心(xin)在(zai)世(shi)界(jie)格(ge)局(ju)中(zhong)所(suo)占(zhan)份(fen)額(e)下(xia)降(jiang),僅(jin)僅(jin)在(zai)老(lao)權(quan)力(li)中(zhong)心(xin)擁(yong)有(you)影(ying)響(xiang)的(de)社(she)會(hui)機(ji)構(gou)影(ying)響(xiang)力(li)也(ye)就(jiu)將(jiang)隨(sui)風(feng)而(er)逝(shi)了(le)。而(er)中(zhong)國(guo)就(jiu)是(shi)這(zhe)樣(yang)一(yi)個(ge)崛(jue)起(qi)中(zhong)的(de)權(quan)力(li)中(zhong)心(xin)。”
重啟中國
但是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之路並不順利。
1980年,施瓦布主動聯係到中國國家經委,希望能夠與中方合作,通過組織研討會的形式“給中外企業彼此了解的機會”。5月1日,時任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率領國家經委代表團訪問歐洲時,在瑞士日內瓦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的前身)總部與施瓦布麵談時,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業管理協會(中國企業聯合會的前身)合辦的第一屆“企業管理國際研討會”(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前身)召開。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國眾多人口形成的廣闊市場。”曾參加國家經委代表團的中國企業管理科學基金會副會長潘承烈對《中國企業家》回憶到這一點還是滿懷敬佩。“taolunhuinenggouxunsuchengxing,guojiajingweizaiqizhongqidaolehendadexietiaozuoyong。yuanbaohuadangshijianrenzhongguoqiyelianhehuihuichang,suoyizuihouqueliyouzhongguoqiyelianhehuilaidaibiaozhongfanghezuo。”潘曾擔任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負責與達沃斯方麵的合作超過10年。
在“中國企業高峰會”創立之初,雙方合作相當愉快。通過國家經委,每次峰會中國企聯都能夠保證有“中國領導人接見”和“部長級報告”,中zhong外wai企qi業ye家jia可ke以yi在zai部bu長chang報bao告gao之zhi後hou直zhi接jie麵mian對dui麵mian向xiang部bu長chang提ti問wen。在zai改gai革ge開kai放fang之zhi初chu,這zhe給gei對dui於yu政zheng策ce難nan以yi把ba握wo的de中zhong外wai企qi業ye提ti供gong了le非fei常chang好hao的de機ji會hui。而er世shi界jie經jing濟ji論lun壇tan也ye借jie助zhu自zi己ji在zai發fa達da國guo家jia的de號hao召zhao力li,將jiang外wai企qi引yin入ru中zhong國guo。據ju介jie紹shao,西xi門men子zi、大眾第一次進入中國,都是通過“中國企業高峰會”這一渠道。
但是,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強化,“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價值變得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聯的合作也摩擦頻繁。“最開始,雙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在換過幾次外方代表之後,外方代表態度越來越倨傲。”panchengliegaosujizhe,shuangfangzaicaiwufangmiandeanpaiyechanshenglefenqi。yiqianshuangfangdecaiwumoshishi,zhongwaihezuofanggeziyaoqingzhongwaiqiye,zaiguowaiqiyedecanhuiqiyefeiyongzhong,qian50家注冊費由中外雙方共有,50家之後中方可以獲得15%;國內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則全部由中方享有;論壇開支由外方負責。後來,外方不再把海外企業參會費用與中方共享,並要求中方分擔論壇開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見到中國大使吳建民時,提出“中國企業高峰會”能否更換一個中方合作夥伴。在提議被拒絕後,“中國企業高峰會”雖然仍舊每年照常舉辦,但是已經乏人經營、日趨沒落。
現在,當達沃斯要重新啟動中國,反思“中國企業高峰會”的經驗教訓相當重要。“總在一個城市舉辦,獲得的政府支持力度會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經理馬德誌這樣總結。這一點,潘承烈也有共鳴,“每年都開同樣的會,不可能部長每年都來,後來可能就是副部長或者其他官員了。”這正是夏季達沃斯在確定首屆論壇選擇大連之後,馬上公布下一屆將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shi)界(jie)經(jing)濟(ji)論(lun)壇(tan)籌(chou)措(cuo)夏(xia)季(ji)達(da)沃(wo)斯(si)時(shi),沒(mei)有(you)繼(ji)續(xu)選(xuan)擇(ze)中(zhong)國(guo)企(qi)聯(lian),而(er)是(shi)選(xuan)擇(ze)與(yu)國(guo)家(jia)發(fa)改(gai)委(wei)合(he)作(zuo)。在(zai)夏(xia)季(ji)達(da)沃(wo)斯(si)的(de)籌(chou)備(bei)中(zhong),國(guo)家(jia)發(fa)改(gai)委(wei)強(qiang)有(you)力(li)的(de)協(xie)調(tiao)作(zuo)用(yong)已(yi)經(jing)顯(xian)現(xian)無(wu)疑(yi)。“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注冊的是非盈利的基金會,但是在中國尚未有這種性質的組織,注冊成立辦公室非常麻煩。發改委出麵協調民政部、外交部,為論壇單獨設立了一個國際社團組織的類別,方便我們注冊。”張勵向《中國企業家》透(tou)露(lu),從(cong)達(da)沃(wo)斯(si)決(jue)定(ding)在(zai)中(zhong)國(guo)召(zhao)開(kai)夏(xia)季(ji)達(da)沃(wo)斯(si)論(lun)壇(tan),到(dao)世(shi)界(jie)經(jing)濟(ji)論(lun)壇(tan)北(bei)京(jing)代(dai)表(biao)處(chu)在(zai)北(bei)京(jing)成(cheng)立(li),不(bu)過(guo)不(bu)到(dao)一(yi)年(nian)的(de)時(shi)間(jian)。而(er)類(lei)似(si)的(de)國(guo)際(ji)機(ji)構(gou)在(zai)北(bei)京(jing)成(cheng)立(li)代(dai)表(biao)處(chu)的(de)平(ping)均(jun)時(shi)間(jian)大(da)約(yue)是(shi)3-4年。
2005年1月,中國常務副總理黃菊帶團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舉辦全球新領軍者年會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對中國企業有很大幫助”的反饋。世界經濟論壇開始了向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的“進攻”。在2006年達沃斯年會上,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與施瓦布簽署諒解備忘錄,確定在中國舉辦第一屆“夏季達沃斯”。同年9月,參考奧委會選擇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做法,通過投標的方式,世界經濟論壇選擇了大連作為舉辦城市。
“世界經濟論壇將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冬季達沃斯,一個是夏季達沃斯。”施瓦布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上如此表示,顯示出對夏季達沃斯的看重和倚賴。冬季達沃斯定位於世界1000強,全球新領軍者年會則定位於新興市場500強,商業議題與政治議題的比率則調整為7:3。
夏季達沃斯和冬季達沃斯相比,邀請企業的規模要小得多。年營業額達到1億美元,連續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長,都在被邀請之列。預計參會的500家企業中,會有1/10來自中國。於江表示,“年營業額超過45億美元的,我們會直接邀請它參加冬季達沃斯。希望現在參加夏季達沃斯的新興企業,可以很快畢業,加入冬季達沃斯的俱樂部。” 截至記者發稿時,已經有100個《財富》500強公司的CEO注冊參加夏季達沃斯。“他們想了解中國,更想見見新興企業和挑戰者。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夥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競爭對手。”
但dan是shi,達da沃wo斯si論lun壇tan始shi終zhong要yao麵mian對dui一yi個ge不bu可ke回hui避bi的de本ben土tu化hua難nan題ti。據ju潘pan承cheng烈lie回hui憶yi,達da沃wo斯si派pai到dao中zhong方fang的de代dai表biao,雖sui然ran看kan似si越yue來lai越yue多duo的de華hua裔yi,但dan是shi對dui中zhong國guo的de了le解jie卻que越yue來lai越yue少shao。達da沃wo斯si方fang麵mian也ye已yi經jing注zhu意yi到dao這zhe方fang麵mian的de問wen題ti,達da沃wo斯si日ri內nei瓦wa本ben部bu專zhuan門men成cheng立li了le中zhong國guo組zu,後hou來lai在zai北bei京jing建jian立li辦ban公gong室shi。
gengdadenantishiyitishezhi。suiranzuijinjinianzhongguohuatizaidawosishangzhishoukere,danshi,bushaozhongguocanhuizhedouganjiaotaolunxiangdangchuji,zhezaiyidingchengdushangfanyingchudawosiduizhongguosuiranzugouguanzhu,danshilijieweijiandezugoushenru。
“作為一個中國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達沃斯的作用還相當有限。”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餘永定認為,達沃斯是一個外國機構,對中國的了解很淺,“外國人、華裔和非常少數的中國人,都非常年輕,你說怎麼可能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複雜過程?”
“達沃斯最無聊之處就在於談中國。去的中國人太少了,嘉賓湊不夠,就邀請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討論中國話題,或者是請一個中國管理谘詢專家評論中國環保問題,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趙民直言,“總zong有you人ren說shuo中zhong國guo人ren在zai達da沃wo斯si是shi過guo不bu了le語yu言yan關guan,這zhe很hen可ke笑xiao。誰shui規gui定ding中zhong國guo移yi動dong的de老lao總zong必bi須xu要yao說shuo英ying語yu,行xing業ye討tao論lun配pei一yi個ge同tong傳chuan就jiu可ke以yi解jie決jue的de問wen題ti反fan而er被bei放fang大da了le。”
達沃斯的閉門行業會議,往往都是邀請行業前20-30位(wei)的(de)企(qi)業(ye),這(zhe)樣(yang)中(zhong)國(guo)企(qi)業(ye)即(ji)便(bian)入(ru)圍(wei)也(ye)數(shu)量(liang)有(you)限(xian),性(xing)格(ge)內(nei)斂(lian)的(de)中(zhong)國(guo)人(ren)如(ru)果(guo)感(gan)覺(jiao)勢(shi)單(dan)力(li)薄(bo)就(jiu)發(fa)言(yan)很(hen)少(shao),很(hen)難(nan)形(xing)成(cheng)有(you)效(xiao)的(de)討(tao)論(lun)。這(zhe)種(zhong)負(fu)麵(mian)的(de)評(ping)價(jia)已(yi)經(jing)反(fan)饋(kui)給(gei)達(da)沃(wo)斯(si),張(zhang)勵(li)告(gao)訴(su)記(ji)者(zhe),夏(xia)季(ji)達(da)沃(wo)斯(si)最(zui)重(zhong)頭(tou)的(de)工(gong)作(zuo),即(ji)是(shi)如(ru)何(he)讓(rang)中(zhong)國(guo)企(qi)業(ye)家(jia)更(geng)有(you)效(xiao)的(de)參(can)與(yu)到(dao)論(lun)壇(tan)中(zhong),這(zhe)些(xie)會(hui)通(tong)過(guo)一(yi)些(xie)細(xi)節(jie)性(xing)的(de)安(an)排(pai)來(lai)保(bao)障(zhang)。“重點不是把中國企業會員數量增多,而是怎麼讓現有的會員更有效的利用這個平台。”
張勵認為,夏季達沃斯麵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的會議太多了,競爭激烈。“要不斷地解釋:為什麼要收費?為什麼不能有長時間的演講?參會能夠得到什麼?”
達沃斯的三大價值觀“平等、非正式、發人深思”,看似簡單,要照搬到中國來並不容易。在達沃斯,國家元首帶隨從最多不過10duogeren,shijieshoufujingchangdanshenqianwang。zherangxiguanleqianhuhouyongdeyixieguanyuanheqiyehenbushiying。dawosixuyaozaibaozhengluntanpinzhihefenggedeqiantixia,jinliangbazhongguoyinsudourongnajinlai。“一個大的衝突是,達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對話,但是有些領導更喜歡大段時間的發言。於江告訴記者,“要把冬季達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貝到中國來很難,可能需要幾屆的調整。”
在形式上,達沃斯能否複製到大連也麵臨考驗。“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個小時聊天的,中國沒這個習慣。”馬雲笑說,“達沃斯的商業模式在中國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達沃斯必須以亞洲為中心,必須以中國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