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時間下午5點，進入黑夜的哥本哈根落下了今年第一場小雪，溫度急劇降至零度以下。
　　
   新國王廣場d’Angleterre酒店內，史蒂夫(Steve Fludder)準時赴約，通用綠色創想公司副總裁是此次通用電氣(GE)20人“代表團”中的一員。
　　
   “你問我的角色嗎?如果你把我的角色定義為‘遊說’(Lobby)
，這並不準確。因為這並不是什麼遊說的好地方。但是現在在貝拉中心內召開的
，是一場政治會議，而不是什麼企業家峰會。”史蒂夫接受CBN記者專訪時表示
，“meiguozhengfuzaiqianlaitanpanzhiqian
，zaojiuyumeiguoqiyeduocishangliangguoyinggaizenmeban，ertongyongdianqiziranyelaozaogeizhengfutigongleyijianhejianyi。bujinshimeiguo，jiushioumeng，huozhezhongguo
，qingkuangdouyiyang。”
　　
   現在很少還有人記得起《京都議定書》簽訂那年
，生意人都做了什麼
，但是史蒂夫沒有忘記。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生意人對於氣候變化“除了抱怨還是抱怨”
，他們甚至對於一個全球統一的框架十分抵製，所以“組團”阻止一個統一協定的出台。
　　
   “這次你看不到那種抱怨的情緒了。每個人都在急切渴望一個全球協議
，而他們也一定會踏踏實實地去實現協議。”史蒂夫說通用已經“非常努力”地去迎接挑戰了。
　　
   這也是為什麼通用會派出強大的隊伍赴哥本哈根參會的原因所在——他們活躍在哥本哈根，部分是為了促成一個全球統一的碳交易市場
，這樣他們將麵臨一個規模空前的市場。
史蒂夫拿起桌上一瓶可樂做了個簡單的比喻：在需要為“碳”付成本之後
，為了生產這瓶可樂
，要釋放一定量的溫室氣體，而要減排到規定量
，這家可樂生產商A企業就要付出10美元
，而另外一家B企業可能付出5美元
，但是C企業隻需要2美元就可以達到規定減排的量。這就是生意——因為可樂生產商A企業可以支付3美元給C企業，購買碳信用(Carbon Credit)完成減排任務，C企業為此賺了1美元的純利潤。
　　
   “這就是一條完整的價值鏈。在‘後2012年’

，你會看到新能源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或許整個經濟轉型需要20到30年，但是結果一定是一個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黃金年代。”史蒂夫說。
　　
   “假設5年前你和任何一個人說中國在新能源或是應對氣候變化上走在前沿，別人都會覺得你瘋了——我也會這麼覺得。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逆轉。”史蒂夫認為“青蛙跳”(leapfrog)可以最為形象地解釋中國的情況。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
，中國政府的態度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史蒂夫用“很棒”來形容通用電氣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關係。
　　
   對於能效以及新能源的研發，通用電氣投了50億美元。史蒂夫三番兩次提及50億美元——這不是一個小數，“按照現在的協議，工業國家隻同意在未來三到四年內每年援助100億美元
，那可是全球的盤子，而通用僅是一家公司”。
　　
   史蒂夫認為先期的投入
，讓他們成為先摘果子的人。“別人還在等著做決定，而我們已經做了決定。”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