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美國自己都難再複製的矽穀究竟有什麼可被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複製?“外來者”又應該複製矽穀的什麼東西以及如何給予支持?

　　2004年的某一天，中國某高科技投資園區的幾位人員來到位於矽穀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頭開始工作。加州驕陽如火，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伏地而量——以280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

　　他們想知道：這條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長
、多寬?

　　Sand Hill Road是矽穀乃至全美最顯赫的一條道路，聚集了美國最重要的風險投資機構，於美國新興市場的意義不亞於華爾街之於證券市場。上世紀90年代末，這裏的不動產價格已高於世界任何其它地方
，到2000年中，土地價格甚至賣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於Sand Hill Road長度尚不到2英裏，越來越多風險投資機構的擠入，也使它所涉及區域不斷向道路兩邊的叢林深處擴張。

　　“左右各擴張了多少”是這條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數據
，自然也被前來的中國客人詳細記錄在案。但是5年(nian)後(hou)的(de)一(yi)天(tian)
，當(dang)辦(ban)公(gong)地(di)點(dian)正(zheng)位(wei)於(yu)此(ci)地(di)的(de)某(mou)美(mei)風(feng)險(xian)投(tou)資(zi)合(he)夥(huo)人(ren)向(xiang)記(ji)者(zhe)追(zhui)溯(su)此(ci)事(shi)時(shi)，表(biao)情(qing)困(kun)惑(huo)。另(ling)一(yi)讓(rang)他(ta)印(yin)象(xiang)深(shen)刻(ke)的(de)是(shi)當(dang)時(shi)發(fa)生(sheng)在(zai)他(ta)們(men)之(zhi)間(jian)的(de)一(yi)場(chang)對(dui)話(hua)。

　　“這裏大概掌管著全美多少風險資金?”

　　“40%是從這裏出去的。”

　　“這裏每個辦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個吧。”

　　“啊!這麼少的人管這麼多的錢?!”

　　對話完畢，就此揭開上述中國某高科技投資園區的大規模量地工作。

　　“依樣畫瓢、緣木求魚!”5年後的今天
，美風險投資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仍然覺得不可思議。在他看來，幻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物理複製就能變“Sand Hill Road”為中國“沙丘路”的想法簡直幼稚到滑稽。但在這一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衝動背後，卻透露了自上世紀90年代起至今中國複製矽穀的急切。

　　甚至於在5年之後
、當中國已擁有無數個自稱為“中國矽穀”的區域時，這仍是一個類似著名電影《公民凱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問題
，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後繼趕赴這裏——究竟美國怎麼就有了矽穀?到底什麼是矽穀?中國有沒有可能打造矽穀?中國應該如何打造矽穀?

　　“天時、地利和人和造就了這一特例，不僅中國很難複製，美國自己也很難複製。”見證過矽穀幾十年風雲的“老矽穀人”gengduoshizheyangqiangtiao。huanyanzhi，zheshiyigeyuzhongguobentujieranbutongdeshangyeshijie，congyuyandaoyinzangqihoudesiweifangshi
，congqiyechengchangdelujingdaozhichengzhetiaolujingdezhenggeshehuitixi。

　　另有矽穀聲音希望中國能給“矽穀模式”更多空間。“矽穀的創新力，主要來源於無數‘小而靈活’的創業公司
，但強調規模效益的‘大’是目前中國振興規劃的核心指導思想，而中國刺激計劃實行到今天

，主要受益者仍是國企。”

　　問題於是最終又回到了這裏——不能再次發生的矽穀究竟有什麼可被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複製?“外來者”又應該複製矽穀的什麼東西以及如何給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舊金山時間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係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樓教室翻開了他的講義夾，席下，是一列前來求學的中國企業家。

　　課程內容事關“矽穀秘密”。但在這一堂課上，“秘密”聽起來更像是個動詞而非名詞——不像以往很多中國研究專著中娓娓道來的“Whats Silicon Valley on earth?”
，Edison引入了動態比較。

　　他說，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前，美國科技的中心遙在東部而非矽穀。

　　1951-1970年間
，美國那條神奇的技術之路一直名叫“128號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旁邊是國防部實驗室

、國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電腦、處理器和路由器等係統;甚至於已建立起自己的“大係統創新”。

　　這包括：針對某一價值鏈
、某一環節的拉動式價值鏈結構
、從(cong)內(nei)部(bu)技(ji)術(shu)開(kai)發(fa)到(dao)銷(xiao)售(shou)全(quan)部(bu)經(jing)營(ying)的(de)縱(zong)向(xiang)公(gong)司(si)結(jie)構(gou)，以(yi)及(ji)認(ren)為(wei)轉(zhuan)到(dao)競(jing)爭(zheng)對(dui)手(shou)公(gong)司(si)工(gong)作(zuo)是(shi)最(zui)壞(huai)行(xing)為(wei)的(de)內(nei)部(bu)知(zhi)識(shi)流(liu)動(dong)。此(ci)外(wai)，還(hai)有(you)基(ji)於(yu)回(hui)報(bao)率(lv)的(de)風(feng)險(xian)投(tou)資(zi)和(he)以(yi)美(mei)國(guo)人(ren)為(wei)主(zhu)的(de)人(ren)力(li)資(zi)源(yuan)。

　　Edison回憶：nashidongbudeyitongtianxiahaitixianwei
，panjuzainalidezhangwolezhenkongguanzhuanlidedagongsilaolaoduzhanzhemeiguozhengfujihusuoyoudedadingdan。huanyanzhi，zhenggeshidaidejishu——“真空管技術”(半導體技術發展之前，通訊行業的主力器件)——的中心，就在那裏。

　　與此相反，當時的矽穀尚荒野一片，充滿欺詐，唯一可稱道的是一個還僅是“嬰兒期”的斯坦福。更讓人頭痛的是
，橫亙在它麵前的還有一個難題，即：有關資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資源都“馬太效應”湧到了東部去。

　　“非常類似今日中國西部發展的難題。”席下，有中國企業家竊竊私語。不僅如此
，原來“驕子”也曾尷尬地站在起跑線上。在情感和某些方法論層麵，中國開始真正和矽穀發生關係。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達斯坦福，這一切被改變。”Edison指出，矽穀自此迎來了對其自身命運至關重要的一些思考。這包括——如果說後來者最好應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
，那麼大係統的另一極端是什麼?什麼是此時的新技術?一個沒名氣的大學可以做什麼?

　　他們找到的答案是——“對零件進行優化”、“晶體管”和“靈活性”。

　　此後

，通過Termandenulijiduomingzhongyaojingtiguanjishurenwudejiameng，sitanfuzhubujianliqiyiqiweizhongxindeshengtaixitongbingzhichihefazhanjiyubandaotijishudejingtiguan

，quanmeijingtiguanjishuzhongxinsuihouzhuanyizhici。erdangsitanfujichengdianlushiyanshijianli，tongguobuduankaifabingyingyongxinjishu，sitanfuyezhujianchengweixinjishu、新工藝的重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是在同時，Terman開始幫助從斯坦福畢業的學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後的斯坦福畢業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機會;1953年，斯坦福開展了給當地工作人員提供工作期間繼續受教育機會的計劃，以提高當地技術和管理人員水平。

　　另一邊，風險投資結構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體管技術和應用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半導體產業出現了Fairchild(仙童)半導體公司
，並由其分裂再產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導體公司。這些成功企業家們，又源源不斷付錢去支持新高科技企業的創建。

　　緊接下來的局麵是——包括高科技律師、風險投資家、地產開發商

、亞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許接受外籍工程師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們等更多投機成員蜂擁而入，矽穀服務業也隨之一路飆升，此地開始不再成為臨時住宿的“賓館”，而有更多人選擇留了下來。

　　換言之
，如果說最初矽穀沒能獲得進入科技圈的通行證(大係統創新和真空管技術)，那麼它朝另一個小而靈活的方向(“零部件創新”和晶體管技術)跑去，並通過最短的奔跑路徑，在50年後奪得了最高榮譽。

　　求圓半徑

　　“但這一最短奔跑路徑，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課程後某個陽光明媚的早上
，舊金山美中交流協會副會長葛濱坐在位於矽穀Hayward區的辦公室中說。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國培訓項目顧問、聖何塞州立大學國際部中國培訓項目首席學術顧問。

　　過去十幾年中，葛接待過的中國赴矽穀考察隊數以百計。他向記者透露了另一個真實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競爭力”課題，一行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美國轉了一圈後抵達矽穀。在參觀完全球自定義電子技術、製造和服務解決方案供應鏈推進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時間中，訪客開口問了一個本以為很尖利的問題。

　　“你們產品這麼多
，哪個是自己的創新?”

　　“None。”不料
，對方哈哈大笑，一點不難為情。

　　“原來是個代工公司。”訪客竊竊私語。不過葛濱提醒，這實是求圓半徑的題解之一。

　　也就是說，從研發、生產製造到市場營銷
，清晰的產業分工和社會協作保證了矽穀速度和諸多成本的節約，即以最快時間
、最低成本完成“從技術發明到產品
，從產品到商品”至關重要的兩個飛躍。

　　實際上
，這也是Edison課程中矽穀與東部“拉動式創新”的另一區別之處：後hou者zhe的de縱zong向xiang公gong司si結jie構gou決jue定ding供gong應ying商shang基ji本ben不bu參can與yu創chuang新xin
，而er矽gui穀gu橫heng向xiang競jing爭zheng促cu成cheng了le零ling件jian製zhi造zao商shang與yu產chan品pin製zhi造zao商shang間jian的de緊jin密mi合he作zuo，並bing在zai過guo程cheng中zhong發fa揮hui各ge自zi優you勢shi進jin行xing創chuang新xin，從cong而er產chan生sheng通tong過guo新xin生sheng態tai係xi統tong的de建jian立li使shi新xin理li念nian價jia值zhi不bu斷duan增zeng加jia的de“推動型價值鏈結構”，最後從產品創新一路衝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業模型創新。

　　但如果說
，上述之另一“小而靈活”是很多“外來者”沒有成功拷貝矽穀的原因之一(中國企業文化較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個企業內就有自己“小醫院、小社區”)，那麼靈活而健全的人才培養體係則是該半徑的另一解。

　　“清華、北大與中關村的融合仍非製度化。”今年年初，作為給中關村出謀劃策、同時也是介入中關村發展曆史最長
、最全麵的第三方獨立研究機構——長城戰略谘詢的董事長
、所長王德祿和顧問趙慕蘭在位於Cupertino區的Cypress酒店
，向記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業”、“學校”和“政府”三創新環節而言
，中國大學對創新的“孵化”是與矽穀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師可參與建立創新企業外，還表現在取自社會的師資招聘製度上。”趙說，斯坦福等矽穀高校都有專門“谘詢教授”一職
，且數量不少，這些人往往都是社會某個領域的強者
，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直接受益的就是當地學生。”

　　“不少人離開幾十年後還能回去完成當年沒完成的博士論文，完了還能拿學位

，”王隨後指向斯坦福的學籍管理：“而中國想創業的學生，則必須麵對魚和熊掌的問題。”

　　斯坦福當之無愧是矽穀人才培養體係的核心

，截至目前其全球畢業生約1.5萬人，培養的人才領導的企業所創造的總產值卻占到了矽穀經濟一半以上。“不過，加州聖何塞州立大學號稱自己是矽穀大學，斯坦福卻不敢
，你知道為什麼嗎?”葛濱問。

　　“這是因為這些年來聖何塞州立大學為矽穀輸出了大量的中、低層技能型人才，而這種持續不斷的輸血也包括矽穀的各社區學校。”換言之，矽穀同樣受益於非常重要的人才結構和層次，但求解至此

，仍有一些解答因關乎矽穀深層的文化基因而顯得複雜、難以輕易轉化。

　　比方說
，矽穀工程師經常離開公司去實踐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敗、專業團體勝過公司間壁壘等;又(you)如(ru)
，這(zhe)裏(li)風(feng)險(xian)投(tou)資(zi)家(jia)更(geng)青(qing)睞(lai)奇(qi)思(si)妙(miao)想(xiang)而(er)不(bu)是(shi)具(ju)體(ti)計(ji)劃(hua)，因(yin)為(wei)此(ci)地(di)最(zui)賺(zhuan)錢(qian)的(de)往(wang)往(wang)是(shi)這(zhe)類(lei)早(zao)期(qi)投(tou)資(zi)

，但(dan)這(zhe)背(bei)後(hou)又(you)與(yu)美(mei)國(guo)政(zheng)府(fu)對(dui)風(feng)險(xian)投(tou)資(zi)的(de)立(li)法(fa)、規範和對風險資本的權益保障乃至整個社會的誠信機製及價值觀密切相關。

　　“我在大陸轉了很久
，項目就是投不下去

，為什麼?”一位在矽穀做了數年投資的中國台灣地區風投機構這樣告訴記者：“suiranzhexiexiangmuhenzhuanqian
，danwoyongguiguhetaiwandiqudefengtouguizequzuotouzi，wozuobuxiaqu，biruyixiexiangmuxianjinliubucuo，danbeihouqueshishifenzaogaodesheshihechangfanghuanjing。”又比方說
，在矽穀盡職調查相對容易，因為這裏的人很少說謊
，但於一個人情社會這顯得有點艱難。

　　“中國有自己的邏輯和話語體係。”他喃喃自語。

　　中國等待

　　“不過
，”此後，上述風投人士話題一轉：“現在，中國做產業升級的時間到了。我相信未來20年，中國會成為一個超級世界。”

　　“縱觀各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曆史
，從來其強弱與該國傳統行業的強弱密不可分
，”Edison認為，因IT公gong司si主zhu要yao客ke戶hu是shi企qi業ye，當dang中zhong國guo傳chuan統tong企qi業ye不bu強qiang時shi，中zhong國guo高gao科ke技ji產chan業ye沒mei有you市shi場chang，隻zhi能neng跑pao到dao外wai麵mian服fu務wu於yu外wai國guo企qi業ye變bian成cheng他ta們men上shang遊you，然ran而er，他ta們men又you無wu法fa控kong製zhi這zhe一yi市shi場chang，同tong時shi也ye導dao致zhi其qi失shi去qu提ti供gong給gei客ke戶hu最zui終zhong用yong途tu手shou段duan的de“下遊”這一獲取利潤最多的角色。

　　由此相比矽穀的50年衝刺，中國的矽穀期待，似乎還需展望到更遙遠的未來。而這種等待，除公平的市場競爭外，另一至關重要的是人才。

　　“guigushikejiherencaijinbujileidaoyidingjieduandejizhongxingbaofa。zhezhongbaofashicongdiandaomian，yilianchuandiziranfasheng，bujinbaokuochuangyerencaihaibaokuochongzudejinglirenziyuanyijitamenzaishichang、品牌和管理上的經驗。如果積累不夠
，僅通過行政或財務手段催生
、招募或呼籲
，難有持續性擴展，相反可能造成資源浪費。”近年來一直在矽穀與中國穿梭的賽伯樂投資合夥人
、InfowareLab商業開發總監陳愷說。

　　其言下之意是：諸葛亮草船借箭需要東風，但東風再強悍，還需先有諸葛亮。“qici，xianzai，zhongguogulidaxueshengchuangyeyoujiejuejiuyedeweidao，xiaoguozirandadazhekou。eryidanchuangyeshijiuyedetidaihehukoushouduan，qichuangyexinyongyaozhidehuaiyi。”

　　陳愷舉例，Netscape(網景)創辦者斯坦福計算機教授Jim Clark也曾創辦Silicon Graphics(SGI)，作為SGI早期投資商，矽穀最大早期風投NEA曾沿SGI發展軌跡投資了其很多核心員工離職創業的公司。

　　“三四年前我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拜訪NEA時曾看到一張SGI企業族譜圖，其中最後成功上市或被收購的竟高達十幾家。”陳愷說：“矽穀更多是精英創業

，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師創業。”

　　鑒於誰控製了市場誰就能獲得最高利潤，在中國本土市場目前已足夠大的前提和機遇下
，斯坦福亞太中心主任Edsion提出了他的建議——“zhongguogaokejichanyeyingjinjinbawozheyijiyu，jijicanyuzhongguochuantongjingjidejiehebingcongzhongchanshengxinsiluhexinshangyemoshi，tigaozhongguorenminzhengtidexiaofeishuiping
，ranhou，zaiqumoulvezhongguogaokejichanyezishenbiange”。

　　“而在這一經濟轉型中
，活躍的地方政府將是主要執行單位，”他說，“可積極並靈活引導企業來走一些路。”

　　舊金山時間9月18日江蘇昆山的矽穀人才引進會上，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科技參讚則這樣告訴記者
，“我認為，現在地方政府對創新的支持力度還不夠
，方式上也還有切磋之處
，此後一個月，我將詳細就此做一些研究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