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nian)前(qian)，當(dang)以(yi)鄧(deng)小(xiao)平(ping)為(wei)首(shou)的(de)中(zhong)國(guo)共(gong)產(chan)黨(dang)領(ling)導(dao)人(ren)出(chu)動(dong)軍(jun)隊(dui)鎮(zhen)壓(ya)天(tian)安(an)門(men)廣(guang)場(chang)抗(kang)議(yi)者(zhe)時(shi)，他(ta)們(men)在(zai)理(li)論(lun)上(shang)走(zou)的(de)是(shi)社(she)會(hui)主(zhu)義(yi)道(dao)路(lu)，遵(zun)循(xun)無(wu)產(chan)階(jie)級(ji)統(tong)治(zhi)的(de)馬(ma)克(ke)思(si)主(zhu)義(yi)原(yuan)則(ze)。“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弗裏德裏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宣告。

　　但(dan)是(shi)，在(zai)鎮(zhen)壓(ya)了(le)民(min)主(zhu)抗(kang)議(yi)者(zhe)之(zhi)後(hou)，鄧(deng)小(xiao)平(ping)的(de)政(zheng)策(ce)所(suo)釋(shi)放(fang)的(de)大(da)量(liang)勞(lao)動(dong)力(li)導(dao)致(zhi)世(shi)界(jie)勞(lao)動(dong)者(zhe)隊(dui)伍(wu)大(da)幅(fu)擴(kuo)張(zhang)，卻(que)沒(mei)有(you)帶(dai)來(lai)勞(lao)動(dong)者(zhe)的(de)聯(lian)合(he)。中(zhong)國(guo)借(jie)助(zhu)經(jing)濟(ji)改(gai)革(ge)和(he)外(wai)商(shang)直(zhi)接(jie)投(tou)資(zi)實(shi)現(xian)的(de)開(kai)放(fang)，非(fei)但(dan)沒(mei)有(you)讓(rang)無(wu)產(chan)階(jie)級(ji)聯(lian)合(he)起(qi)來(lai)，反(fan)而(er)把(ba)他(ta)們(men)分(fen)化(hua)了(le)。

　　這不是馬克思當年設想的革命，而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結果。這位中國領導人在巡視期間支持深圳等城市推進改革
，希望通過向人民提供機會來加強黨的統治。現在幾乎沒有中國人紀念1989年6月4日，這個事實既歸因於黨的審查製度，也要歸功於鄧小平的謀略。

　　正如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文章中所寫的，鄧小平的政策鼓勵了“自工業革命以來
，人們經濟地位上最深遠的全球重新洗牌。”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尤其是0.1%的富豪階層）以及數以百萬計的新增工業勞動力，都以不同方式獲益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的非中產階層（即教育水平低、工作技能有限的製造業及服務業工人）遭遇了薪酬停滯。隨著全球勞動力供應的巨幅增長（1980年到2010年期間全球增加了12億勞動力），他們爭取更高薪酬的能力被削弱。

　　撼動世界的並不隻是鄧小平一人。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擔任就業記者時，英國的工會實力已被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削弱；撒切爾對國有產業進行私有化，還挫敗了1984-85年的礦工大罷工。私營部門工會人數不斷減少。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政治和經濟劇變
，互聯網迅速興起，信息技術快速發展。這一切導致工業自動化

，並加大了跨境貿易——企業更容易讓自己的供應鏈延伸至世界各地。

　　中國的崛起推翻了阻擋貿易和就業的本已動搖的障礙

，打造出一個全球勞動力市場
，並推動工業化進程加快。全球約有6.2億人從農田走進工廠，由此擺脫了貧困。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數據，198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發達經濟體水平的3%
，至2010年已升至20%。

　　從經濟角度而言，這對中國人民是好事——盡(jin)管(guan)它(ta)加(jia)劇(ju)了(le)不(bu)平(ping)等(deng)
，但(dan)人(ren)民(min)收(shou)入(ru)普(pu)遍(bian)增(zeng)加(jia)。然(ran)而(er)
，對(dui)於(yu)發(fa)達(da)經(jing)濟(ji)體(ti)的(de)許(xu)多(duo)工(gong)人(ren)來(lai)說(shuo)，這(zhe)就(jiu)像(xiang)憑(ping)空(kong)冒(mao)出(chu)大(da)量(liang)新(xin)勞(lao)力(li)，這(zhe)些(xie)人(ren)願(yuan)意(yi)拿(na)更(geng)低(di)的(de)薪(xin)酬(chou)，做(zuo)更(geng)長(chang)時(shi)間(jian)的(de)工(gong)作(zuo)。受(shou)此(ci)衝(chong)擊(ji)，發(fa)達(da)經(jing)濟(ji)體(ti)勞(lao)動(dong)者(zhe)的(de)薪(xin)酬(chou)議(yi)價(jia)能(neng)力(li)再(zai)也(ye)沒(mei)恢(hui)複(fu)。

　　“對於作為消費者的個人來說，這種局麵棒極了。市場上有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更多的選擇，而且一切都變得更便宜。”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主管詹姆斯•馬尼卡(James Manyika)說，“但那些技能有限的勞動者就慘了。他們曾經受到保護，但現在他們要與那些更便宜，而且可能更熟練的工人去競爭。”

　　歐美感受到最強烈的影響，戰後幾十年歐美勞動者的收入占比為64%，從20世紀80年代這一數字開始下降
，如今已減至58%。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一項研究發現，最劇烈的下降發生在紡織這類受進口競爭影響最大的產業。

　　通tong過guo將jiang勞lao動dong密mi集ji型xing的de生sheng產chan環huan節jie遷qian至zhi中zhong國guo等deng國guo家jia，同tong時shi把ba高gao價jia值zhi的de生sheng產chan產chan品pin留liu在zai本ben國guo
，西xi方fang公gong司si降jiang低di了le成cheng本ben
，提ti高gao了le資zi本ben回hui報bao率lv。如ru果guo將jiang全quan世shi界jie的de工gong人ren視shi作zuo一yi個ge整zheng體ti
，這zhe相xiang當dang於yu降jiang低di了le薪xin酬chou。

　　四分之一個世紀後
，這種“套利”zuofazhengzaiquhuan。zhongguoyanhaichengshigongrenxinchouyijingshangzhang，shidejiangshengchanbaoliuzaimeiguobiandegengjuchengbenxiaoyi。danzhebingbunengbaozhengzhizaoyehediyichanyejiuyegangweidedalianghuigui
，yinweikejijinbuyiweizhegongchangrujinguyongdegongrengengshao。

　　根據經合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項研究
，全球勞動力收入占比的下降中，80%是由技術變化和向資本密集型生產的轉變造成的。軟件和信息科技開啟了“創新方麵的空前進展”。

　　從事管理和高技術含量工作的人由此得益。1980年美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薪酬是高中輟學生的1.7倍，到2008年已上升到2.7倍，而且他們將繼續得到更優秀的就業機會。麥肯錫預計到2020年，發展中經濟體將有9500萬人因低技能而失業。

　　回過頭看，對發達經濟體的無產者來說
，最美好的時光很可能是從二戰後到20世紀70年(nian)代(dai)石(shi)油(you)危(wei)機(ji)的(de)那(na)段(duan)時(shi)期(qi)
，其(qi)間(jian)中(zhong)國(guo)人(ren)和(he)印(yin)度(du)人(ren)大(da)多(duo)還(hai)是(shi)貧(pin)窮(qiong)的(de)農(nong)民(min)，沒(mei)什(shen)麼(me)競(jing)爭(zheng)。當(dang)中(zhong)國(guo)開(kai)始(shi)貫(guan)徹(che)鄧(deng)小(xiao)平(ping)的(de)計(ji)劃(hua)時(shi)，這(zhe)個(ge)美(mei)好(hao)的(de)時(shi)代(dai)就(jiu)走(zou)向(xiang)終(zhong)點(dian)了(le)。

　　傅高義(Ezra Vogel)在他的《鄧小平傳》中寫道：“今天，數億中國人過著遠比1989年時更舒服的生活。”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數以百萬計的雇員的“飯碗”更不牢靠。這是一場勞動者的革命，但不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