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GE開始不再強調軟件公司的內核影響，它開始明白，GE做軟件的本質從來都是為自己的客戶做增值服務，與其對應的服務能力的延展

，當然就應該存在邊界。

今年夏天
，GE的新任CEO弗(fu)蘭(lan)納(na)裏(li)對(dui)這(zhe)家(jia)陷(xian)入(ru)困(kun)境(jing)的(de)工(gong)業(ye)巨(ju)頭(tou)繼(ji)續(xu)著(zhe)大(da)刀(dao)闊(kuo)斧(fu)的(de)改(gai)革(ge)，圍(wei)繞(rao)數(shu)字(zi)業(ye)務(wu)展(zhan)開(kai)的(de)剝(bo)離(li)舉(ju)措(cuo)

，給(gei)在(zai)遠(yuan)處(chu)觀(guan)望(wang)的(de)其(qi)它(ta)數(shu)字(zi)化(hua)工(gong)業(ye)企(qi)業(ye)上(shang)了(le)重(zhong)要(yao)一(yi)課(ke)。

從好的方麵看
，果斷放棄為工廠和行業設備開發的世界級工業互聯網平台Predix證明，通用有能力在哪怕是最複雜的業務單元裏實現自己期望的創新。而這一舉措另外一層深遠意義是
，GE目前並不理想的利潤水平和源源不斷的數字業務投資也都有了改善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
，這位畢業於沃頓商學院，加入GE超過30年的CEO，做了一個別人不敢做卻也至關重要的正確決定。

在(zai)麵(mian)對(dui)周(zhou)遭(zao)的(de)非(fei)議(yi)時(shi)，勇(yong)氣(qi)和(he)膽(dan)識(shi)往(wang)往(wang)比(bi)戰(zhan)略(lve)思(si)維(wei)本(ben)身(shen)更(geng)顯(xian)重(zhong)要(yao)。回(hui)顧(gu)全(quan)球(qiu)工(gong)業(ye)發(fa)展(zhan)史(shi)
，每(mei)一(yi)次(ci)技(ji)術(shu)變(bian)革(ge)都(dou)必(bi)然(ran)伴(ban)隨(sui)著(zhe)市(shi)場(chang)的(de)破(po)壞(huai)性(xing)，而(er)關(guan)於(yu)敏(min)捷(jie)的(de)新(xin)競(jing)爭(zheng)對(dui)手(shou)正(zheng)在(zai)取(qu)代(dai)傳(chuan)統(tong)大(da)廠(chang)的(de)案(an)例(li)更(geng)是(shi)層(ceng)出(chu)不(bu)窮(qiong)。

在140年的發展曆程中，GE同樣經曆了這樣或那樣的顛覆性波瀾，隨著工業企業的發展，GE麵臨生產力下降
、供應端成本上漲、勞動力老齡化、技術革命衝擊和貿易保護主義重創等諸多壓力。

需要額外解釋的是，企業戰略的選擇，絕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論——不管是韋爾奇
，還是伊梅爾特，或是弗蘭納裏，他們在執行官位置上做出過的重大決定
，都與通用電氣這家巨無霸企業的近況
、當時當地全球經濟客觀環境
、科技發展趨勢的異動有關。

賣掉伊梅爾特扶持過的數字業務，是一個危險
，但不得不做的艱難決定，對於“適合與否”的討論比“正確與否”的爭論更有價值。

還是那句話，弗蘭納裏做了一個別人不敢做卻也至關重要的正確決定。

上一個十年
，數字工業化釋放了生產力

被弗蘭納裏掛牌出售的數字業務，並非是一個“曆史遺留問題”——GE Digital部門也曾風光無限，它如今被集團剝離的命，和當初被GE重點扶持的運，都是經濟周期環境下最好的那個選擇。

2013年4月，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德國政府正式推出了醞釀多時的工業4.0戰略。但是，渴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占領先機的德國人，並不是數字化工業概念的第一個提出者——比德國人早一年，來自GE的美國人就已經開始了對“工業互聯網”的最早期實踐。

早在2011年，GE在美國加州聖拉蒙就已經設立了自己的軟件中心，GE的數字化之路便從這裏開始。那個舉世聞名的工業互聯網平台——Predix
，就是GE向數字行業進軍的突出代表，這是GE數字化變革的起始。

數字化被逐漸應用於工業領域
，它改變著GE這家公司的使命，也逐漸內化為其特有的基因。

GEshuzihuayewuchuanglideyiyi，herujinbeichushouyiyang，youzhexianmingdeshidaibeijing。biewangle
，shengchanlicaishigongyezuzhixingtaibianhuadezhuyaoyinsu。zheyeshidangchuyimeiertedailingGE毅然轉型的核心原因。

上一個十年，軟件和數據為社會進步帶來巨大的價值，全球企業都在進入信息爆炸、重新革變生產力創造的新時期
，數字創新的快速傳播將重新開啟工業生產率的增長和市場的規模化。轉型曆來迅速的GE成為了道瓊斯工業指數1898年建立以來唯一存在的公司。

在前100年間
，GE專注於工業化設備。而在美國互聯網騰飛的二十多年間
，GE開創了大量具有商業價值的服務，GE開始意識到
，自己在賣出飛機發動機、燃氣輪機或醫療設備後，在售後服務領域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商業空間可以探索。沿著這條路繼續發展，GE的火車機頭、風力渦輪和其他工業設備會變得更加數字化。

無論是工業設備生產中無法收集處理數據的遺憾
，還是工業設備管理本身的效率低下
，都是對GE數字化轉型戰略邏輯的場景解釋。被伊梅爾特引用多次的案例是南卡羅萊納州格林維爾市，通過數字技術對設計和生產的改進，GE製造的渦輪發動機

，設備的上市時間從通常的5年減少到了1年半。效率提升超過2倍。

過去的十年間
，工業互聯網創造了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財富——為設備擁有者提供實時數據反饋，讓他們能夠據此推動效率和生產力的提升，這就是數字化+工業化的轉型之道。

在數據作為新的生產力的時代，如何應對技術、市場、資本以及模式的挑戰，GE的選擇讓我們看到工業巨頭創新的魄力。

下一個十年
，數據走向精準化

需要注意的是
，Predix隻是GE Digital的一個部分，GE Digital又隻是GE數字業務戰略的一個部分，即便要賣掉Predix，也絕不意味著GE會放棄數字業務。這是理解這家工業巨頭轉型邏輯的大前提。

因為

，數據化轉型的目的本身，是為客戶提供更完備的服務，數據資產的價值，正是在於工業設備“後市場”的諸多使用場景中。所以
，如今的GE並非要鏟掉“球場”，而隻不過是在收窄邊界。

弗蘭納裏今年早些時候說過
，GE計劃的是將重點放在麵向現有客戶的軟件和核心業務上
，而不是服務於其他的行業。他計劃讓GE Digital在 2020 年之前實現收支平衡。

也就是說
，GE的發展戰略，不再強調軟件公司的內核影響，它開始明白，GE做軟件的本質從來都是為自己的客戶做增值服務，那麼服務能力的擴延當然就應該存在邊界。

弗蘭納裏明白這個邊界在哪裏，他也非常清楚GE前十年積蓄到的巨大價值。

因為，數據的意義在於分析和處理
，通過幫助客戶實現工業數字化的轉型
，GE實際已經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創造數字
，它實現了物理機械和分析技術的融合；利用數據和分析來創建每個關鍵流程和實體設備的數據

，使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
；數據驅動的產品推向市場，通過新的基於數據評估的市場推廣模式進行巨大的創新。

所以也就能明白，平台端的Predix Cloud才是整個Predix方案的核心，圍繞著以工業數據為核心的思想
，過去積累的豐富的工業數據采集、分析、建模以及工業應用開發的能力，已經足以指導這家巨無霸企業完成其生產過程的革新。

再說直接一點，GE曾被譽為新“數字工業”時代的驅動者，拋除公關話術成分，從市場得到的一手反饋數據
，確實已經足以促使GE完成曆史性的跨越。而這
，很可能正是GE靠數字業務擴展倒逼自身改革的戰略邏輯。

如今，Predix仍可以在高位出手賣個好價格
，而過往累計的數據價值和與客戶溝通中了解到的數據痛點與經驗，早已內化為GE真正的“數字資產”——GE的目的達到了。

數字化業務讓GE看到了工業發展的新可能

IBM是唯一一家有著105年曆史的技術公司。從當初的製表製造到大型計算機，從桌麵互聯網時代的個人計算機，到如今的雲服務器、人工智能

，IBM曆經多次轉型，每一次都留下優雅的背影
，轉型都踩在了時代變革突進的節拍上。

我相信，當IBM在做出每一個巨大轉型的時刻，也一定麵臨非議和爭論；從沃森父子到羅睿蘭，藍色巨人的變革轉型正好對我們如何看待GE，有新的啟發。

工業發展轉移過程是百年老店GE的思維中心，當GE再度被外界拿放大鏡檢視時，不應該忘了變革背後的時代環境。

城市的發展是有模式的：大da多duo數shu城cheng市shi都dou圍wei繞rao工gong業ye興xing起qi，取qu得de成cheng功gong後hou，房fang價jia上shang漲zhang，規gui模mo較jiao大da的de工gong業ye生sheng產chan活huo動dong被bei迫po遷qian至zhi城cheng市shi邊bian緣yuan，而er小xiao作zuo坊fang仍reng散san布bu在zai城cheng市shi各ge個ge角jiao落luo
，構gou成cheng一yi個ge複fu雜za的de網wang絡luo。

但如果製造業徹底消失會怎樣？放眼全球來看，巴黎、倫敦為代表的歐洲房價持續高企

，且繼續奉行優先發展住房的城市規劃。盡管關於經濟再平衡和出口價值的辭令頗為動聽，但“倫敦們”正在失去城市的工業基礎設施。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研究，一份2015年提供給大倫敦政府(GLA)的報告發現
，此前7年
，倫敦共減少了600公頃的工業用地。

製造業如何在人口飛速膨脹的城市中生存
，這是一個新的、卻少有人關注到的世紀難題。

我在文章開頭說過，GE做了一個別人不敢做卻也至關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是帶領GE走向新的工業時代——簡單說就是，在爆炸的城市發展中，工業設施將探索小型、城市融合的可能性。

另一個佐證是城市極度擁擠的印度。

印度工業區雖然名字取得響亮——如曼戈普裏(Mangolpuri)工業區——danqidaizaizhelikandaodaxinggongchangdelaifangzhebudebujieshouyuqiwangbuxiangpipeideshishi。zaizhexiesancengdejianzhuzhong，daduoshuqiyezhizhanyiceng，jixieshebeiyebuduo。xuduoshebeidoushizhuanlehaojishoumailaide，zhinengbanzidonghuoshougongcaozuo。weishuliaoliaodegaokejizidonghuajixietongchangdoushicongguowaijinkoudefanxinguodeershouhuo。shijishang，yinduzhizaoyejihuyudaguimobuzhanbian。

也就是說
，伴隨著城市工業模式的發展變化，城市工業、小規模產品等商業形態同工業企業本身一同麵臨新的挑戰，新業務和新場景都在不斷出現，GE這樣的服務商不得不為土地
、工廠規模殫精竭慮。

而前十年，數字化業務大刀闊斧地邁進
，正是對新興領域的規模試錯——當為足夠多的企業提供了服務並了解了足夠多的數據之後，GE開始了對邊界的收窄過程。我們需要保持清醒的是
，數據收集本身是過程而非目的，當GE已經感知到這個時代的變化時，作為判斷基礎的數字化業務進行調整，就無可非議。

還不能說製造業走向了衰弱——它正在城市轉型的風暴中探索適合自己的出路
；更不能說GE的數字業務已經失敗——數字業務是GE如今決策判斷的基石，而剝離非優質資產更像是一個好消息，因為GE很可能已經從既往的數字資產中看到了工業發展新的可能。